第十七章、延年按剑
是勋既受曹洪所托,以是在朝堂上侃侃而谈,主要想说明两个问题。
其一,族诛之法乃秦代遗毒,大违儒家“亲亲相隐”的孝道原则,应该将之从刑律中剔除出去。他不便彻底否定封建时代的“连坐”原则,但请求一人犯罪,只坐一家,并且其亲人应该罪减一等,不当诛杀。
其二,曹楷年纪还小,曹苗、曹志亦然,还不具备完善的心志,不能跟成年人等同处理,起码你应该留他们一条活命,这才能彰显天子和朝廷的仁德——“汉以孝治天下,故天子之谥,每加‘孝’字也。然孝本为仁之体,以仁心待亲,是谓孝矣;仁为孝之延,斯所谓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’也。我朝当以仁治天下,推爱心,广恕道,自然黎庶安乐,社稷永固。”
曹髦天性淳厚,闻言不禁点头,于是乃以君命法外施恩,免三曹之死罪,皆贬为庶民,暂圈禁之,至于二王妻妾,有子者从子而居,无子者没为官奴,罚为掖庭苦役,但令有司不得无故折辱之。
鄄城王曹植谋逆,其人虽死,亦自宗牒中削名,并除封国。任城王曹楷年纪尚幼,因念其父曹彰有功于国家,乃使榆中王曹昂庶子曹虞——也就是曹髦的同父异母大哥——出继为彰子,仍守任城国。
是勋随即请奏:“此皆陛下之恩德也。然法自秦设,汉因陈之,本不合乎当世,先帝在时,即每欲删改之,以成《魏律》……”曹髦点点头:“此中书之事也。令公可自为之,奏朕颁行。”那你就组织人手去编写新的法律法规吧。
是勋闻言,略略一愣,赶紧说我中书台属员不足,事烦人少,请求陛下允准。扩大办事机构,增添办事人员。
他本是个不究细务之人,跟诸葛孔明完全走两个极端。名为中书令,其实并不怎么管中书台的细务,基本上大撒把,全都交给中书左仆射刘先、右仆射郑浑处理;实际上,是勋应该算是宰执联席会议的常务主席,只负首相之责。
可是中书台确实是事情多,衙门小。总共才一百来号人——不象尚书台,分管十二部,直接指挥各州、郡政事,不算外派机构就拉拉杂杂九百多官吏——刘先、郑浑他们往往忙不过来,还得经常跑来请示是勋。如今若再组个班子制定《魏律》,是勋想起来就觉头大,所以才请求增添人力。
曹髦闻言,双眉微蹙。沉吟不语。
为什么沉吟不语呢?原来他想起了崔琰的话。崔季珪与是宏辅非止有旧仇而已,二人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根本性的对立:首先是经学方面。崔琰一直觉得是勋歪解了老师郑玄的理论,想要把原本纯洁无垢、万世不易的儒家学说庸俗化、功利化;其次在施政方面,崔琰是传统士大夫,尚清谈超过实务,总觉得按照东汉初建时的法度略加修改,即可施于当今。对于是勋对国家体制、政府架构大动手脚异常不满。所以见天儿就在曹髦面前说是勋的坏话。
最终连曹髦听得都有点儿烦了,一甩袖子:“是令公所为,或有所未妥,然其忠心为国,先帝亦尝赞叹之也。朕不之疑。”
崔琰拱手道:“臣非因私怨而谤令公也,乃为国事,为陛下耳。昔伊尹佐商汤成王霸业,岂不忠欤?而放太甲桐宫;霍光辅昭宣造成盛世,岂不忠欤?乃废昌邑未央。且宣帝初立,以光陪乘,常感芒刺在背,今陛下见是令公,独无此憾耶?”
曹髦闻言,不禁沉吟不语,崔琰趁机更深入一步地说道:“古来贤君处上,群臣各安其职,国乃泰和;君若怠政,臣必各执一辞,党同伐异,社稷陵替。齐桓用管仲而霸,然仲止亚卿尔,高、国世臣,不能侔桓公;晋文统群贤而治,至晋襄乃命六卿,彼此倾轧,晋因是衰。君如干也,干壮而枝叶繁茂,历秋冬而可不死;若强枝弱干,必败无疑……”
倘若是勋在此,当场就会啐将过去——你丫是真不懂史,所以跟这儿胡沁哪,还是成心歪曲事实?哦,只要君权凌驾于臣权之上,自然国家安泰,一旦颠倒,国家必亡?那伊尹辅殷、霍光辅汉又怎么解释?即以齐桓事论,管仲名为亚卿,其实相也,上卿高、国能压制得住他吗?再说晋事,公室衰颓、卿大夫掌控国柄,在当时本为常态,乃分封之过,跟君臣之间执政权力的大小有多大关系?
其实崔琰也不算无知,也并非扯谎,以这年月的士大夫而论,能够有这点儿见识就算挺正常啦,蒙是勋蒙不了,蒙曹髦可是白玩儿的。再说曹髦屁股就坐在皇位上,崔琰说只有皇权彻底压制住臣权,才能够稳定国家,这话曹髦肯定听得进去啊。
崔季珪以史为证,一步步说到了汉初:“汉之肇建,萧、张、曹、周等功臣得力大焉,乃不得不与之共治。逮之汉武,初设内朝,外制丞相,以大君权,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岭表,汉之盛焉,莫之可比。后世因之,乃有昭宣之治、明章之盛。今吾魏初立,亦以显爵、高位、实权以酬功臣,然不可为万世法也,陛下当渐收权柄,以期永年……
“然是令公为先帝做制度,大广臣权而侵君柄,裁削内廷而实外朝,混乱社稷以媚功臣,臣窃以为不可。人心无可测也,君子但见所行,不妄度人心,臣不敢云令公为不忠矣,然其所行实有亏也,乃斗胆以谏陛下。若使外朝势盛,则汉惠受制诸吕,汉文委政周、陈,汉武恚怒窦、田,其事或当见于吾魏,则陛下欲绍继先帝之业,成辉宏大志,为万世所尊慕者,难矣哉!”
传统的儒家士大夫,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,贤臣实理国家。其实所谓的“虚君”思想很早就已经萌芽了。因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,故此代代相传,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,你保不准会养出什么奇葩来,若是君权过大,一旦出个昏君。士大夫想要救国都搭不上手去——出暴君更惨,士大夫也将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。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袭的,只要机构稳定,运转正常,自然能够涤浊扬清,把贤人拱上高位,如此国家便可安泰。
当然啦,一旦官僚机构出点儿问题,士大夫们往往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推举贤人。而是请君主仲裁,就基于这么点儿传统惰性,他们也不会真愿意搞“虚君”那一套。
所以说是勋如崔琰所言“大广臣权而侵君柄,裁削内廷而实外朝”,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,故而新定制度,就连陈群那种彻底的保守派,都只在枝节问题上跟他起龃龉。大方向上并无异言。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,内廷那些都不是官。非自家同类也,只是君主的私人,而一旦内廷权重,君主用私人用顺手了,那什么外戚、宦官都会骤登高位,东汉朝因此而败。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?
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确自己的屁股位置,无人叛逆自身阶级或者阶层,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纷争和动乱了。崔琰同样是士大夫,但他的观点就与是勋截然不同—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是自身阶层的叛逆者——因为儒家讲究君臣父子。天然有序,那么居高位者自当掌权,居下位者只该遵令执行,也便顺理成章。合着不能老爹光主祭祀,表面尊崇,其实儿子们都不听他的话呀,那家族还能管理得好吗?同理,若君主无权,移之于下,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啊,各说各话,国家还能治理得好吗?
再说了,崔琰如今身在内廷,他当然希望自己这个秘书监掌握实权,而不仅仅只是君主和中书台之间的传声筒啦。
所以才长篇大论地劝谏曹髦,说是勋制定的那一套制度根本上就有差误,长期运行,对国家绝无好处。陛下您如今年纪还轻,只能放任臣子们掌控国家,可你终究是要成年的啊,一旦亲政,结果发现自己手头权力已经被瓜分得七零八碎了,到时候你能够忍么?
我不敢说是勋不忠心,但我不认为他的施政理念完全正确,希望陛下您能够明见我的忠诚,睁大眼睛瞧瞧是勋究竟做了些什么,好寻找机会“拨乱反正”,使国家体制真正走上康庄大道。
曹髦沉吟良久,微微点头:“卿所言亦似有理,然则当如何做耶?即收外朝之权归之内廷耶?”崔琰说您绝不可心急,急必生变——“昔霍光之废昌邑,昌邑果失道耶?其世即多有疑霍光专权陷主者。臣亦不敢云霍光不忠,唯昌邑性急,才入未央便大用私人,光恐政乱,故乃放之。‘治大国若烹小鲜’,若骤更制度,人心必乱,人心乱则新政不行,新政不行则群臣疑主,国焉得治?当觅良机,徐徐侵削外朝之权,以归政陛下,自然群臣不怨——则是令公便欲为霍光,安可得耶?”
说到这里,匆忙又补上一句:“霍光非敢妄行,实受田延年怂恿也。即是令公无擅权心,群僚中得无一二田延年乎?”
史书记载,昌邑王刘贺乱政,霍光也拿他没招,只是满腔忧愤而已。大司农田延年却站出来挑唆霍光,说:“将军为国柱石,审此人不可,何不建白太后,更选贤而立之?”然后又拿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前例来说事儿。霍光这才召集百僚商议,提出废黜刘贺,大家伙儿全都惊了,还没人表态呢,田延年又跳出来了,而且“离席按剑”,故意责难霍光,说你受先帝重托,难道就眼睁睁地瞧着皇帝胡作非为吗?“如令汉家绝祀,将军虽死,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?”并且威胁道:“群臣后应者,臣请剑斩之!”
崔琰补充这一句,是为了表明自己绝非猜忌是勋之用心,没暗示他跟霍光似的,既有废主之力,也有废主之意。但若陛下您真的因为操之过急,夺权不成反而乱政,到时候群臣尽皆离心,说不定就会有人仿效田延年一般跳出来啦,到时候是勋欲不为霍光而不可得矣!
崔季珪确实聪明,他知道必须先把自己的态度摆正,要是让曹髦疑心自己是因为私怨而特意诽谤是勋,那此前的种种说辞都将化为流水,皇帝再也不会相信自己啦。
果然曹髦因此深信崔琰之语,所以今天是勋一提要再扩大中书台的规模,就不由得他不愣神儿了——曹髦心说我还想逐步削弱外朝权柄呢,你倒好,还打算扩充自家班子……这可不成,朕坚决不能答应!(未完待续。)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166341.com。笔趣阁手机版:https://m.166341.com
其一,族诛之法乃秦代遗毒,大违儒家“亲亲相隐”的孝道原则,应该将之从刑律中剔除出去。他不便彻底否定封建时代的“连坐”原则,但请求一人犯罪,只坐一家,并且其亲人应该罪减一等,不当诛杀。
其二,曹楷年纪还小,曹苗、曹志亦然,还不具备完善的心志,不能跟成年人等同处理,起码你应该留他们一条活命,这才能彰显天子和朝廷的仁德——“汉以孝治天下,故天子之谥,每加‘孝’字也。然孝本为仁之体,以仁心待亲,是谓孝矣;仁为孝之延,斯所谓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’也。我朝当以仁治天下,推爱心,广恕道,自然黎庶安乐,社稷永固。”
曹髦天性淳厚,闻言不禁点头,于是乃以君命法外施恩,免三曹之死罪,皆贬为庶民,暂圈禁之,至于二王妻妾,有子者从子而居,无子者没为官奴,罚为掖庭苦役,但令有司不得无故折辱之。
鄄城王曹植谋逆,其人虽死,亦自宗牒中削名,并除封国。任城王曹楷年纪尚幼,因念其父曹彰有功于国家,乃使榆中王曹昂庶子曹虞——也就是曹髦的同父异母大哥——出继为彰子,仍守任城国。
是勋随即请奏:“此皆陛下之恩德也。然法自秦设,汉因陈之,本不合乎当世,先帝在时,即每欲删改之,以成《魏律》……”曹髦点点头:“此中书之事也。令公可自为之,奏朕颁行。”那你就组织人手去编写新的法律法规吧。
是勋闻言,略略一愣,赶紧说我中书台属员不足,事烦人少,请求陛下允准。扩大办事机构,增添办事人员。
他本是个不究细务之人,跟诸葛孔明完全走两个极端。名为中书令,其实并不怎么管中书台的细务,基本上大撒把,全都交给中书左仆射刘先、右仆射郑浑处理;实际上,是勋应该算是宰执联席会议的常务主席,只负首相之责。
可是中书台确实是事情多,衙门小。总共才一百来号人——不象尚书台,分管十二部,直接指挥各州、郡政事,不算外派机构就拉拉杂杂九百多官吏——刘先、郑浑他们往往忙不过来,还得经常跑来请示是勋。如今若再组个班子制定《魏律》,是勋想起来就觉头大,所以才请求增添人力。
曹髦闻言,双眉微蹙。沉吟不语。
为什么沉吟不语呢?原来他想起了崔琰的话。崔季珪与是宏辅非止有旧仇而已,二人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根本性的对立:首先是经学方面。崔琰一直觉得是勋歪解了老师郑玄的理论,想要把原本纯洁无垢、万世不易的儒家学说庸俗化、功利化;其次在施政方面,崔琰是传统士大夫,尚清谈超过实务,总觉得按照东汉初建时的法度略加修改,即可施于当今。对于是勋对国家体制、政府架构大动手脚异常不满。所以见天儿就在曹髦面前说是勋的坏话。
最终连曹髦听得都有点儿烦了,一甩袖子:“是令公所为,或有所未妥,然其忠心为国,先帝亦尝赞叹之也。朕不之疑。”
崔琰拱手道:“臣非因私怨而谤令公也,乃为国事,为陛下耳。昔伊尹佐商汤成王霸业,岂不忠欤?而放太甲桐宫;霍光辅昭宣造成盛世,岂不忠欤?乃废昌邑未央。且宣帝初立,以光陪乘,常感芒刺在背,今陛下见是令公,独无此憾耶?”
曹髦闻言,不禁沉吟不语,崔琰趁机更深入一步地说道:“古来贤君处上,群臣各安其职,国乃泰和;君若怠政,臣必各执一辞,党同伐异,社稷陵替。齐桓用管仲而霸,然仲止亚卿尔,高、国世臣,不能侔桓公;晋文统群贤而治,至晋襄乃命六卿,彼此倾轧,晋因是衰。君如干也,干壮而枝叶繁茂,历秋冬而可不死;若强枝弱干,必败无疑……”
倘若是勋在此,当场就会啐将过去——你丫是真不懂史,所以跟这儿胡沁哪,还是成心歪曲事实?哦,只要君权凌驾于臣权之上,自然国家安泰,一旦颠倒,国家必亡?那伊尹辅殷、霍光辅汉又怎么解释?即以齐桓事论,管仲名为亚卿,其实相也,上卿高、国能压制得住他吗?再说晋事,公室衰颓、卿大夫掌控国柄,在当时本为常态,乃分封之过,跟君臣之间执政权力的大小有多大关系?
其实崔琰也不算无知,也并非扯谎,以这年月的士大夫而论,能够有这点儿见识就算挺正常啦,蒙是勋蒙不了,蒙曹髦可是白玩儿的。再说曹髦屁股就坐在皇位上,崔琰说只有皇权彻底压制住臣权,才能够稳定国家,这话曹髦肯定听得进去啊。
崔季珪以史为证,一步步说到了汉初:“汉之肇建,萧、张、曹、周等功臣得力大焉,乃不得不与之共治。逮之汉武,初设内朝,外制丞相,以大君权,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岭表,汉之盛焉,莫之可比。后世因之,乃有昭宣之治、明章之盛。今吾魏初立,亦以显爵、高位、实权以酬功臣,然不可为万世法也,陛下当渐收权柄,以期永年……
“然是令公为先帝做制度,大广臣权而侵君柄,裁削内廷而实外朝,混乱社稷以媚功臣,臣窃以为不可。人心无可测也,君子但见所行,不妄度人心,臣不敢云令公为不忠矣,然其所行实有亏也,乃斗胆以谏陛下。若使外朝势盛,则汉惠受制诸吕,汉文委政周、陈,汉武恚怒窦、田,其事或当见于吾魏,则陛下欲绍继先帝之业,成辉宏大志,为万世所尊慕者,难矣哉!”
传统的儒家士大夫,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,贤臣实理国家。其实所谓的“虚君”思想很早就已经萌芽了。因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,故此代代相传,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,你保不准会养出什么奇葩来,若是君权过大,一旦出个昏君。士大夫想要救国都搭不上手去——出暴君更惨,士大夫也将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。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袭的,只要机构稳定,运转正常,自然能够涤浊扬清,把贤人拱上高位,如此国家便可安泰。
当然啦,一旦官僚机构出点儿问题,士大夫们往往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推举贤人。而是请君主仲裁,就基于这么点儿传统惰性,他们也不会真愿意搞“虚君”那一套。
所以说是勋如崔琰所言“大广臣权而侵君柄,裁削内廷而实外朝”,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,故而新定制度,就连陈群那种彻底的保守派,都只在枝节问题上跟他起龃龉。大方向上并无异言。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,内廷那些都不是官。非自家同类也,只是君主的私人,而一旦内廷权重,君主用私人用顺手了,那什么外戚、宦官都会骤登高位,东汉朝因此而败。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?
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确自己的屁股位置,无人叛逆自身阶级或者阶层,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纷争和动乱了。崔琰同样是士大夫,但他的观点就与是勋截然不同—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是自身阶层的叛逆者——因为儒家讲究君臣父子。天然有序,那么居高位者自当掌权,居下位者只该遵令执行,也便顺理成章。合着不能老爹光主祭祀,表面尊崇,其实儿子们都不听他的话呀,那家族还能管理得好吗?同理,若君主无权,移之于下,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啊,各说各话,国家还能治理得好吗?
再说了,崔琰如今身在内廷,他当然希望自己这个秘书监掌握实权,而不仅仅只是君主和中书台之间的传声筒啦。
所以才长篇大论地劝谏曹髦,说是勋制定的那一套制度根本上就有差误,长期运行,对国家绝无好处。陛下您如今年纪还轻,只能放任臣子们掌控国家,可你终究是要成年的啊,一旦亲政,结果发现自己手头权力已经被瓜分得七零八碎了,到时候你能够忍么?
我不敢说是勋不忠心,但我不认为他的施政理念完全正确,希望陛下您能够明见我的忠诚,睁大眼睛瞧瞧是勋究竟做了些什么,好寻找机会“拨乱反正”,使国家体制真正走上康庄大道。
曹髦沉吟良久,微微点头:“卿所言亦似有理,然则当如何做耶?即收外朝之权归之内廷耶?”崔琰说您绝不可心急,急必生变——“昔霍光之废昌邑,昌邑果失道耶?其世即多有疑霍光专权陷主者。臣亦不敢云霍光不忠,唯昌邑性急,才入未央便大用私人,光恐政乱,故乃放之。‘治大国若烹小鲜’,若骤更制度,人心必乱,人心乱则新政不行,新政不行则群臣疑主,国焉得治?当觅良机,徐徐侵削外朝之权,以归政陛下,自然群臣不怨——则是令公便欲为霍光,安可得耶?”
说到这里,匆忙又补上一句:“霍光非敢妄行,实受田延年怂恿也。即是令公无擅权心,群僚中得无一二田延年乎?”
史书记载,昌邑王刘贺乱政,霍光也拿他没招,只是满腔忧愤而已。大司农田延年却站出来挑唆霍光,说:“将军为国柱石,审此人不可,何不建白太后,更选贤而立之?”然后又拿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前例来说事儿。霍光这才召集百僚商议,提出废黜刘贺,大家伙儿全都惊了,还没人表态呢,田延年又跳出来了,而且“离席按剑”,故意责难霍光,说你受先帝重托,难道就眼睁睁地瞧着皇帝胡作非为吗?“如令汉家绝祀,将军虽死,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?”并且威胁道:“群臣后应者,臣请剑斩之!”
崔琰补充这一句,是为了表明自己绝非猜忌是勋之用心,没暗示他跟霍光似的,既有废主之力,也有废主之意。但若陛下您真的因为操之过急,夺权不成反而乱政,到时候群臣尽皆离心,说不定就会有人仿效田延年一般跳出来啦,到时候是勋欲不为霍光而不可得矣!
崔季珪确实聪明,他知道必须先把自己的态度摆正,要是让曹髦疑心自己是因为私怨而特意诽谤是勋,那此前的种种说辞都将化为流水,皇帝再也不会相信自己啦。
果然曹髦因此深信崔琰之语,所以今天是勋一提要再扩大中书台的规模,就不由得他不愣神儿了——曹髦心说我还想逐步削弱外朝权柄呢,你倒好,还打算扩充自家班子……这可不成,朕坚决不能答应!(未完待续。)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166341.com。笔趣阁手机版:https://m.166341.com